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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中国企业而言，商业伦理的建设势在必行，但囿于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整体的道德建设状况，其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。单纯从企业外部人或消费者角度，我们可以提出许多建议与措施；但作为在激烈竞争中谋生存、图发展的企业来说，如何看待和在实践中处理商业伦理问题，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。对企业或其领导人来说，在商业伦理的建设以及各种关系的处理方面，他们往往存在着一些暂时排解不开的困惑： 第一，先与后的问题。在现实中我们往往发现，讲求商业伦理的一般是比较大的、实力比较强的公司。这是否意味着，公司只有在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之后才能讲道德讲伦理？从道理上讲，当然不是这样的。但是现实中的问题却是，一些在激烈竞争中苦苦挣扎的中小企业往往“怪招迭出”，但伦理的方法一般不会作为他们竞争的招数。所以有人会说，讲求商业伦理，是一些大企业的事情，与发展中的中小企业没有关系。他还连饭都吃不上，讲什么伦理呢？现实中，这样的看法不在少数。这样的“不当言论”，其根本的原因是：一是，我不想做高尚的人；二是，讲伦理和企业成长没有多大关系。而这个问题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是：既然讲伦理不会先后，那为什么中小企业不愿意为伦理“买单”？大企业讲求伦理是为了什么？他们从中得到了什么？
第二，内部与外部的问题。我们知道，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“犯事儿”而被披露出来，首先不是中国人发现的，而是由其母公司在商业行为规范过程中发现并披露的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中国企业，许多西方企业自身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商业伦理规范体系，比如奥的斯公司。当然我们也知道，西方企业的伦理建设也仅仅开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而且与西方国家整体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法律规范密不可分。目前，我国企业商业伦理出现问题的最大缘由，是快速发展的经济和迅速膨胀的个人欲望，没有得到法律层面的规范与遏制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社会整体层面往往呈现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逆向淘汰。而身处其中的企业往往认为，伦理首先是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事儿，而不是企业的事儿。在外部法律和伦理氛围尚未形成的情况下，企业在伦理方面不可能有所作为。当然我们知道，这样的说法也是欠妥的。问题是，在商业伦理建设过程中，如何协调外部与内部的关系？是先解决国家层面的问题，还是先确立企业层面的制度？外部环境好了，是否就意味着内部没有问题了？仅仅内部采取措施“自我坚守”，会得到什么？
第三，你和我的关系。人们一般认为，当人长期处于一个非伦理的环境中时，其许多行为也渐渐偏向于非伦理。王石先生《道路与梦想》说到当年万科上市时的一个情景：对于招股通函上说的“合规、透明、守法”的条款，管理层进行了激烈的争论，遵守还是不遵守？多数认为，在不规范市场的现实下，多数企业不规范，我们规范无疑束缚了自己的手脚，死路一条。所以，不能一味书呆子气地对规范化动真格。王石说，作为少数派，“我坚持同过去决裂，走规范化的道路。这样做可能有走不通的风险，但将来市场规范了，我们就不仅能继续生存下去，还会处在一个制高点，走在前头成为标兵榜样。”现在我们知道，万科依靠这样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成功了。那么，万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在竞争者林立、如狼似虎且不守伦理约束的竞争环境中，万科模式是否可复制？
第四，成本和收益的关系。如果告诉大家，讲求商业伦理能够得到比不讲更大的收益，那么伦理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。现实的困惑往往是：我是想讲伦理，我也应该讲伦理，但是成本太高了啊！这样的成本，包括伦理管理的成本，更包括为了讲求伦理与非伦理者不合作的成本。作为企业来说，你不能苛求他们这样的说法。因为企业首先讲究的是投入和产出。所以，成本和收益的问题，往往是上述所有问题的结果所在。我们也知道，讲求伦理有助于企业的永续经营，但问题是，如果企业还没长大就死掉了，还谈什么永续？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和求解，实际上是所有企业和经营者面临的、关于商业伦理的终极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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